母語才是最強的AI編程語言
在大學傳理學院的課堂上,我面對的是一群即將步入職場的年輕人。最近,我經常捕捉到他們眼神中的迷惘,當機器能寫稿、能作畫,甚至能自動剪輯,那些苦練多年的文字功底與敍事能力,是否還能在人工智能(AI)橫掃全球的未來,為他們守住一份競爭優勢? 我向學生分享了一個扭轉職涯視野的新觀點。這份信心並非源於教育者的樂觀,而是來自科技巨人、Nvidia執行長黃仁勳的一個斷言。他指出,我們正處於歷史性的轉折點:未來最強大的編程語言,既不是C++,也不是 Python,而是我們與生俱來的「母語」。隨着技術進步,人類不再需要卑微地學習機器的語言,因為機器終於學會了人類的語言。這不只是技術變革,更是對教育界的一個重大啟示。 從寫代碼到下指令 過去半個世紀,數字世界的入場券掌握在少數技術精英手中。為了驅動電腦,人類必須學習生澀的代碼,少了一個分號,創意就無法運作。這本質上是「人適應機器」的妥協。 不過,黃仁勳宣告了這種妥協的終結。現在,AI已經強大到能直接捕捉人類的「意圖」。如果你想開發應用程式,不再需要在那幾萬行代碼裏苦苦掙扎。你只需要像對一個專業團隊發令,用最熟悉的母語,清晰、精準地描述願景。AI代理會負責那些枯燥的「翻譯」工作。而你,終於可以從「打字員」的角色中解脫,重新回到「定義者」的位置。 敍事即是統籌力 在教育現場,我們常問:「如果人人都能說話,孩子的優勢在哪裏?」 事實上,我們正進入智能體時代,現在的AI已經不再只是回答問題的聊天機器人,而是能自主串聯任務、執行複雜流程的「智能代理」。在這種環境下,「寫作」不再只是修辭,而是一種極其精密的編排技能。 孩子能否用文字清晰地定義目標?能否邏輯嚴密地拆解一件工作的流程?能否在多個AI智能體之間進行高效的協作與調度?這需要極強的語言架構能力。一個無法精準表達的人,將無法有效指揮AI團隊。 這種能用文字「調兵遣將」的編排能力,才是未來最強大的競爭護城河。 高階思維的布局 當工具愈普及,思想的溢價就愈高。 在AI時代,「提問的質量」決定了「答案的價值」。當編程門檻降到零,真正的競爭是結構化思維的深度。我在大學課堂看見,那些擁有深厚文化底蘊、邏輯嚴密的孩子,能給出具備「靈魂」的指令(Prompts)。 我們必須重構對「創意」的定義。一位優秀的建築師不需要親自砌磚,但他必須對空間比例、光影流動有絕對掌控。在引導中小學生使用AI時,我們應要求他們在大腦中先完成一場精密無聲的演習:預判受眾反應,構築敍事邏輯。這不是在學工具,是在學如何駕馭一個龐大的可能性。 語言就是新主權 長期以來,香港教育體系習慣把「文」與「理」劃清界線,但黃仁勳的視角徹底模糊了這條線:如果「語言就是編程」,那麼傳達與溝通本質上就是一種「人文工程」。 對於香港這個中西合璧、資訊交滙的場域,這是一個巨大的戰略契機。我們引以為傲的雙語能力與跨文化視野,其實就是全球最頂尖的「多語言編程接口」。我們不應讓孩子在枯燥的應試語法中耗盡熱情,而應鼓勵他們用母語去橫跨科學、藝術與社會議題。當學生能用優雅精緻的文字去驅動世界上最強大的運算力時,我們才真正掌握了時代的話語權。...
AI時代真正需要升級的是人
過去二十年,筆者在科技行業工作,近年亦投入人工智能(AI)教育發展。這兩年,我經常與同事、家長、校長和教師討論同一個問題:孩子應該如何面對AI的未來?我們談技能、談競爭力、談編程、談AI素養,也思考是否應該更早、更有系統地讓孩子安全學習 AI。這些討論十分重要,因為科技能力正逐漸成為下一代的生存條件。 不過,在一場又一場「為未來準備」的對話背後,我反覆問自己一個更根本的問題:當世界愈來愈聰明,人還需要培養什麼? 未來不只屬於更快的人 我的女兒自幼便接受非傳統的華德福教育體系的教育。她的學習節奏並不急促,慢慢畫畫,慢慢說故事,慢慢完成一件有溫度的手工藝作品。沒有排名,沒有分數壓力。在一個講求效率的社會裏,這樣的「慢」常常令人不安。 不過,當我看見她專注投入、不急於完成,我開始明白,那不是落後,而是對成長節奏的尊重。未來真正稀缺的,或許不是知識,而是專注力;不是速度,而是穩定。 AI的確可以幫助我們完成大量工作,包括整理資料、生成內容、撰寫程式與分析數據。它放大效率,也降低門檻,但AI無法替人建立內在秩序。它不能代替孩子在困惑中等待,也不能取代在沒有標準答案時反覆推敲的思考歷程。 如果孩子習慣即時回應,他還能與問題共處嗎?當答案瞬間生成,他還願意追問「為什麼」嗎?科技愈發達,我愈相信,思辨能力、情緒穩定、同理心與溝通能力,才是長遠的底層能力。 在機器時代 人必須更像人 不少站在AI發展前線的科技領袖,在談及自己孩子的教育時,也並非只強調技術專精。《華爾街日報》曾專訪Anthropic共同創辦人 Daniela Amodei,她指出,在AI快速演進的時代,重要的未必是培養孩子過早成為技術專家,而是培養他們清晰思考、良好判斷,以及與他人合作的能力。技術會不斷更新,但思考方式與價值判斷,才是能夠穿越時代的能力。 這樣的觀點,其實回到同一個核心。我們害怕落後,害怕錯過,害怕孩子輸在起跑線。然而,當效率被無限放大,當答案隨時可以生成,也許更需要守住的,是那份能夠安靜思考的能力。 真正的問題或許不是「要不要學AI」,而是「在學會駕馭工具之前,我們是否也教孩子駕馭自己?」 我並不認為華德福教育是唯一答案。傳統教育在知識建構與學科訓練上有其深厚基礎,而科技教育在孩子成長過程中亦不可或缺。不過,在強化技能的同時,我們是否同樣重視孩子的內在成長?這份責任,不能只交給學校。家長的身教、意識與價值觀,往往更為深遠。 未來屬於能與AI協作的人,但更屬於那些在快速變動中仍能保持方向與深度的人。工具會愈來愈聰明,世界會愈來愈快。真正決定孩子能走多遠的,不是他掌握了多少工具,而是他是否知道自己為何而學,為誰而用。 在AI時代,願我們的孩子,不只是更有效率,而是更有方向;不只是更懂技術,而是更懂自己。...
AI讓新來港學生被看見
身為一名投身教育科技產業的人,我經常被問,人工智能(AI)會不會改變教育。在香港,我更常被問的是,它能否使教育變得更公平。當科技愈來愈聰明,它是在拉開距離,還是在拉近彼此。它會讓原本跑得快的孩子更快,還是能讓仍在適應環境的孩子也被看見。 今天的香港校園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多元。來自中國內地、南亞,以及世界不同角落的孩子,坐在同一間課室裏。他們語言不同,成長背景不同,家庭故事也不同。鐘聲一響,他們一起上課,一起交功課,一起為測驗緊張。制度在資源分配上力求一致,課程標準清晰,評核機制透明。然而,一致並不等於每個人都已準備好。 語言往往是第一道無形的牆。香港課堂以粵語為主,而粵語不只是溝通工具,更是一種文化節奏。教師的一句「你再諗諗」,可能是鼓勵,也可能是提醒。對於剛來港的孩子而言,即使聽懂字面意思,也未必理解語境。再加上香港教育節奏明快,許多學生仍在適應城市生活與校園規則,評核卻已同步展開。問題往往不是能力不足,而是在尚未熟悉規則之前,已經被同一標準衡量。 公平不是讓所有人走同一條路,而是讓不同起點的人,都能看見出口。 讓理解發生在當下 在我看來,AI的價值不在於取代誰,而在於縮短理解的距離。人工智能已能提供多語種說明,但真正重要的不是翻譯,而是轉譯。當學生與家長能清楚理解操行分、校本評核或家長日安排,他們讀懂的不只是詞語,而是制度本身。理解增加,焦慮自然下降。 AI也可以成為安全的練習空間。課堂問答、小組討論、與教師溝通,都能在低風險環境中反覆嘗試。當錯誤不再被立即放大,自信才有機會慢慢建立。它同時能協助學生管理學習節奏,提供提醒與建議。對於剛接觸香港教育制度的孩子而言,這是一種支持,而不是監控。 除了翻譯與練習,AI還能發揮更深一層的作用。它可以協助學校看見一些平日不容易察覺的學習訊號,例如參與度的變化、某些課題反覆出現的遲疑、作業完成情況的持續下滑,甚至在討論中逐漸沉默的傾向。這些片段單獨看或許不起眼,但當模式被整理出來,教師便能更早察覺學生正在面對的困難。這並不是要以科技取代專業判斷,而是讓教育工作者在繁忙的教育現場多一雙輔助的眼睛。當支援能夠提前介入,公平就不再只是事後補救,而是預防。 當然,AI不能消除家庭背景差異,也無法解決所有結構性問題,但它可以減少因語言與資訊落差而產生的額外障礙。如果制度提供標準,AI能提供理解標準的途徑。它不是答案本身,而是一種讓機會更早出現的工具。 在融合中守護粵語 談到多語支援,有人擔心會削弱粵語地位。這份擔憂值得尊重。粵語承載香港的歷史與情感,是這座城市的重要根基。不過,文化不是靠排除來保存,而是靠自信延續。 AI的角色不是替代中文學習,而是幫助學生更有信心地運用粵語,縮短走向社會共融的距離。當新來港的孩子更快理解語境與脈絡,他們反而更有能力參與本地對話。理解愈容易,融入愈自然。當不同背景的孩子都願意用粵語交流,參與社區生活,文化就不再是界線,而是連結。 AI不能創造公平,但它可以減少不必要的不公平。當科技被用來拉近距離,而不是放大差異,教育就會多一分溫度。真正的改變,也許不在於演算法有多精準,而在於有多少孩子,因為及早被看見,而不再在適應中慢慢落後。 撰文︰Ringo FaiLexGo Academy 共同創辦人、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講師、一位女孩的爸爸。專注...
一張錯誤的AI影像 真正考驗的是學校
近一段時間,我與不同中學教師、校長及教育工作者交流時,不止一次聽到一個相似的問題︰如果學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製作圖片或影片,內容出現錯誤甚至不準確,而學生本身並未察覺,學校應該如何處理? 這個問題乍看之下與技術有關,實際上卻反映一個更深層的教育處境。當內容可以快速生成,但未必可靠時,學校究竟應該為學生把關的是什麼? 錯誤不是例外 而是可預期情況 從創意媒體與人工智能系統的角度來看,生成式人工智能產生錯誤或不準確內容,並非偶發,而是其運作邏輯的一部分。 從技術層面而言,部分較早期的影像生成模型,往往會把運算資源集中於畫面中的主要焦點,令主體看起來格外清晰合理,但畫面中其他層次則較容易出現比例或邏輯上的不一致。這種局部真實而整體失衡的情況,正是使用者難以即時察覺問題的原因之一。 隨着生成技術持續演進,這類明顯的破綻雖然逐漸減少,但錯誤並未消失,只是變得更細微、更不易辨認,對使用者的判斷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。這亦提醒我們,技術的進步並不能取代人類對內容真實性與合理性的責任。 因此,當學生提交的影像或影片包含錯誤資訊時,這未必意味學習失敗。真正值得關注的,是學生是否意識到內容可能有誤,是否嘗試核實,以及是否理解錯誤資訊一旦被使用或公開,可能帶來的影響。 當生成變得容易 判斷成關鍵能力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逐漸進入校園日常後,教育面對的關鍵問題,已不再是工具本身,而是學生是否仍然具備基本的判斷能力。 在這樣的環境下,真正稀缺的能力不是能否產出內容,而是能否判斷內容是否合理,能否辨識看似真實但實際不準確的資訊,以及是否願意為自己所使用與發布的內容承擔責任。 不少學校會問,是否可以從技術層面判斷一張圖片或影片是否由AI生成。以現階段的發展而言,並不存在百分之百可靠的方法。各種技術工具只能作為輔助參考,若過度依賴,反而容易把一個教育問題轉化為信任與公平的難題。 學校的回應本身就是一種教學 正因如此,當學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產生錯誤內容時,學校的處理方式,本身就構成了一種重要的學習訊號。在實務層面,學校與教師可考慮以下原則,作為處理相關情況的行動框架: • 先區分學習與評核情境,學習活動中的錯誤應以引導與修正為主;• 把焦點放在學生的判斷過程,而非只看作品是否正確;•...
教師用AI是工作 學生用AI是學習嗎?
近日在社交媒體Threads看到一則中學生的帖文,大意是:「教師可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備課、改功課,甚至加快完成工作,為何學生卻不可以用AI來完成作業?」這個問題引起不少回應,也反映了當前學校在人工智能使用上的一個普遍困惑。 這並非一個情緒化或無理的質疑。對不少學生而言,人工智能已經是日常學習與生活的一部分,而學校卻似乎在同一工具上,為教師與學生劃下不同界線。若只從表面理解,這確實容易被視為標準不一。然而,若從專業的角度來看,這個問題的核心,並不在於公平與否,而在於學習與工作的目的與責任是否相同。 作業是學習歷程的一部分 學生完成作業,本來就是學習歷程的一部分。作業的意義,並非展示一份完美成果,而是促使學生在過程中學會思考、分析、整理與表達。學生在學習階段犯錯、反覆修正,甚至感到困難,都是不可或缺的經驗。 從這個角度看,若學生在尚未掌握相關概念與思考方法之前,便直接依賴人工智能生成最終答案,問題並不單純在於「使用了AI」,而在於原本應由學生承擔的學習責任被工具取代了。即使作業看似完整,學習本身卻未必真正發生。 教師用AI屬專業實踐情境 相對而言,教師在備課、改功課、撰寫教學或行政文件時,所面對的是另一種情境。這些工作屬於專業實踐,其核心要求是準確、有效與可持續。 教師在這些工作中使用人工智能,並不是放棄專業判斷,而是在既有經驗與能力之上,運用工具提升效率與質素。這種使用方式,與學生在學習階段直接以AI產出成果,其目的與責任並不相同。 人工智能已逐步成為職場中的常用工具。因此,社會上常出現一個看似合理的反問:既然未來工作離不開AI,學校為何反而要限制學生使用? 真正能夠善用AI的人,往往是具備清晰思考與判斷能力的人。人工智能的輸出質素,很大程度取決於使用者是否知道自己在問什麼、要什麼,以及如何判斷結果是否合理。缺乏相關基礎的人,即使頻繁使用AI,也往往只能停留在表面,甚至在錯誤中不自知。 教育的責任︰為不同學習階段作判斷 當然,這並不意味學生在任何情況下使用人工智能都必然削弱學習。在合適的引導與設計下,AI亦可以成為促進反思、比較不同觀點,甚至檢視自身理解的工具。 從教育角度而言,學校在不同學習階段為學生設定工具使用的界線,並非技術選擇,而是一種教學判斷。這些界線未必一成不變,而是應隨着學生的能力、課程目標及學習需要逐步調整。 回到最初那位學生的提問,答案或許不在於「可不可以用AI」,而在於「在這個學習階段,使用AI是否削弱了應有的學習歷程」。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分別,不在於身份,而在於角色與責任。 真正的教育,不是與科技對立,而是在科技迅速發展的環境中,仍然堅守一個核心原則:確保學生在成長過程中,建立足以駕馭科技的思考能力,而不是過早被科技取代學習本身。 撰文︰Ringo FaiLexGo...
教AI素養 不等於只教prompting
當人工智能(AI)逐漸進入中小學教室後,一種常見的做法,是把AI素養等同於「會不會寫prompt」。只要學生能下指令、用AI產出看起來完整的內容,彷彿就完成了AI素養教育。 這樣的理解並非全然錯誤,但它反映了一種教學上的簡化:我們往往把最容易教、也最容易被看見的能力,誤認為是最關鍵的能力。 Prompting在AI教育中特別顯眼,是因為它對初學者極具吸引力。指令是可見、可模仿的,教師能示範,學生能立刻看到成果。這些快速而正向的回饋,讓學習者產生「我正在學會使用AI」的安全感。 相較之下,真正重要的判斷力卻是隱性的。它通常只在出錯、卡關,或後果浮現時才被注意到。於是,prompting很自然地成為教學重心。 從這個角度看,prompting確實有其價值。它像是學習初期的輔助輪,能幫助學生快速進入情境、降低挫折感。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教prompt,而在於:我們是否不自覺地把輔助輪,當成了駕駛能力本身。 當prompting被視為AI素養的終點,而不是過渡階段,學習便容易停留在操作層,而尚未走向理解與反思。 Prompt 的角色正在改變 隨着生成式影像、影音與設計工具的普及,prompt正變得愈來愈自然。許多系統透過圖形化介面、拖拉操作,甚至主動追問與引導,或介面的圖像化來協助使用者釐清意圖。使用者不再需要精細設計語句,就能完成創作。當prompt被設計得「相對容易上手」,它在教學中的位置也值得重新思考。 真正的教學風險,並不在於學生是否能操作工具,而在於他們是否過早地接受AI給出的結果。生成式AI很少給出空白,而是提供一個語氣自信、結構完整的答案,令人誤以為「看起來正確」等於「值得相信」。 這裏有一個關鍵區分:• 輸出流暢度:快速產出合理、可交付內容的能力;• 知識判斷流暢度:理解這個答案屬於哪一種知識、依賴哪些前提,又可能在什麼情況下失效。 具備後者的學習者,會自然地問:這是推論、重述、猜測,還是檢索?如果錯了,最可能怎麼錯?哪一種錯誤的後果最嚴重? 這些問題,通常無法只靠「更好的prompt」來回答,卻正是AI素養開始被真正培養的地方。 使用 理解 判斷:AI...
博士級AI已上線 教師價值在哪裏?
Google台灣前總經理簡立峰說︰「教育界正面臨人類史上第一次來不及應對的危機。」 身為一個在教育科技領域的創業者,我每天都在見證人工智能(AI)如何改變學習的面貌。不過,直到最近一兩年,當我看到學生使用AI解決問題的速度和深度遠超我的想像時,才真正意識到:這不是一場可以慢慢適應的變革,而是一場快得令人措手不及,「未來」已來的改變。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判斷更加直接: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,教育體系來不及應對的情況。人類經歷過印刷術、工業革命、互聯網,教育體系雖然緩慢,但最終仍跟上了,但這一次不同。當AI已經能提供博士級的知識解答時,我們的課堂還在用同樣的方式教授同樣的內容,評估同樣的能力。 問題的核心在於:我們培養的能力,正是最容易被AI取代的那部分。 德州兩小時實驗的啟示 在美國德州的Alpha School,一個大膽的教育實驗正在顛覆傳統課堂:學生每天早上只須進行兩小時的高度個人化學習,下午則投入到財務知識、團隊合作等生活技能的實踐中。 這所學校最激進的地方,不只是壓縮了學術學習時間,而是從根本上重新定義了「學校」的樣貌。課業學習核心是一個AI驅動的教學系統,基於「精熟學習」而非傳統年級制度。系統會精準評估每個學生的知識漏洞,動態生成個人化的課程計畫,確保學生完全掌握一個概念後才進入下一個。只要學生高效地完成早上的2小時學術任務,下午的4小時就完全屬於他們,可以投入到自己熱愛的專案中。 更值得注意的是,學校的成年人不稱為「老師」,而是「引導者」或「教練」。他們不負責直接的學術教學,而是專注於確保孩子熱愛學校、激勵他們達成學習目標,並引導他們的生活技能發展。這個設計背後的邏輯清晰而大膽:當AI可以提供更精準的知識教學時,教育工作者的價值在於育人,而非授課。 這令我開始重新思考:當AI可以24小時提供任何學科的即時解答時,我們為什麼還要讓學生花8小時坐在課室裏,重複練習那些隨時可以查到的知識? 學生每天在校8至10小時,回家後做2至3小時功課,周末補習排得滿滿。我們用最多的時間,培養最容易被取代的能力;用最少的時間,發展最難被取代的素質。 這個對比,值得每位教育工作者深思。 智育的終結與群育的崛起 面對「智育(Intellectual Education)被AI碾壓」這個事實,我的內心充滿矛盾。一方面認同趨勢不可逆轉,另一方面卻不確定該如何真正轉型。 簡立峰在訪談中提到,在AI時代,群育(Group Education)的重要性已經不亞於智育。為什麼?因為協作、同理心、領導力這些軟實力,正是AI永遠無法具備的。歐美教育重視體育競技,背後的邏輯正是培養團隊合作、抗壓和溝通能力。 在我的AI教育工作中,最令我自豪的不是學生掌握了多少知識,而是看到他們學會提出深刻的問題、學會質疑AI的答案、學會在團隊中發揮自己的價值。這些能力的培養,才是AI時代教育的核心任務。...
調對AI節奏 讓思考發光
最近與不少校長和教師交流,言談間總能感受到一種矛盾的心情。眼見學生運用人工智能(AI)秒速生成流暢的報告、解開艱深的數學題,大家在驚嘆科技之餘,內心深處卻難免隱隱不安:如果答案來得如此輕易,學習還剩下什麼? 這個疑問,在微軟AI CEO Mustafa Suleyman的觀點中得到了回應。他指出,在AI時代,單純的知識累積已經貶值,真正的關鍵能力其實是「自我學習的紀律」;而這種紀律,唯有在「摩擦力」中才能生長。 所謂摩擦力,就是當孩子面對難題時,那種卡關、焦慮、試錯,最終豁然開朗的過程。Suleyman擔憂的是,AI的預設模式往往是「零摩擦」的便捷,容易使孩子誤以為學習不需要流汗。若學生習慣了這種「無縫餵養」,他們的思維肌肉恐將逐漸萎縮。 不過,這是否意味我們要把AI拒諸門外?這顯然不切實際。面對這種兩難,或許經典的教育心理學能為我們提供一條線索。回看維高斯基(Lev Vygotsky)提出的「近側發展區」(ZPD)理論,我們可能會發現AI在教育中的真正定位。 我們深知,最有效的學習發生在「孩子無法獨立完成,但在引導下能夠做到」的微妙區間。然而,在傳統的班級教學中,要對三十位程度不一的學生同時進行精準的引導,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。受限於時間與精力,我們往往只能選擇單向講授,或無奈地看着落後的孩子在無助中放棄。 這正是AI能夠填補的缺口。 AI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,讓我們實踐真正的「AI 引導式學習」(AI-guided learning)。關鍵在於,我們如何定義AI的角色。若我們容許學生把AI視為「代工廠」,那是在扼殺思考;但若我們教導學生把AI視為蘇格拉底式的「教練」,情況將截然不同。 試想像這樣一個教學場景:當學生寫作遇到瓶頸,我們不讓他對AI說:「幫我寫一篇關於氣候變遷的文章。」而是要求他下達這樣的指令:「我正在撰寫氣候變遷的主題,但在論點延伸上卡住了。請不要直接提供內容,而是根據我的草稿,反問我三個引導性問題,刺激我思考新的觀點。」 再想另一個場景:與其讓學生事後當諸葛亮批評曹操的「連環船」失策,不如讓他們親身化為建安十三年的曹軍謀士,在不知東風吹起與否的情勢下激辯此策。唯有這樣,他們才能拋下上帝視角,走進戰場的迷霧,感受北軍暈船、陣腳不穩的焦慮,以及決策者在資訊不明與氣候常理間的掙扎與賭注,真正體會歷史的緊張與同理。 在這個模式下,AI被刻意設定為「製造摩擦力」的工具。它不提供答案,而是提供提示;它不代勞,而是像一位不知疲倦的導師,在學生的近側發展區內不斷拋接球,迫使學生停下來反思。這就是Suleyman所強調的掙扎,也是神經科學告訴我們大腦真正建立連結的時刻。 未來的教育,不再取決於誰能最快交出答案,而在於誰能最有效地利用AI來打磨自己的思維。 教育的轉型已經展開。我們的任務不再僅是傳遞知識,而是要成為「摩擦力的設計師」。我們需要刻意設計讓學生「卡關」的時刻,並教導他們如何召喚AI作為引導者,一步步攀越認知的陡坡。...
數據與文學
每當我們談及數據時,話題總離不開商業或工作應用上,不如今次換個角度,講解如何利用數據幫助我們對文學作品的深入理解。大家有沒有想過,文字本身也是一種數據,在大數據的領域中,所有文字、語音或圖象訊息均可歸類為 “非結構化數據” (unstructured data)。運用大數據模型進行分析,能夠揭示出新的見解。在文學研究中,數據的應用不僅增強了我們的閱讀體驗,還促進了對經典作品的理解。 由於我從小就熱愛東洋文化,中學時期對日本文學作品特別情有獨鍾,尤以夏目漱石為我最喜愛的作家。或許有些讀者對這位作家的名字不甚熟悉,但我相信如果你是日本旅遊的常客的話,你對他的肖像可能感覺並不陌生。何解?這是因為日本政府為紀念夏目漱石這位文學巨匠,自1984年(昭和59年)11月1日至2007年(平成19年)4月2日期間,將其肖像印刷於一千日圓的鈔票上。而我作為他的粉絲,當然也收藏了一張以作紀念。 就以夏目漱石的其中一部經典小說《我是貓》(日語:吾輩は猫である)為例,借助有趣的數據和分析角度,嘗試深入理解這部文學作品。首先我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,《我是貓》是夏目老師於1905年出版的小說,這部作品被認為是日本文學中的經典之一。故事以透過一隻貓的視角為題,觀察人類的生活與社會的各種現象,展現了豐富的人性和社會批判。 透過大數據模型去研究文學作品,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分析找出新亮點: 詞頻分析 利用關鍵詞作統計,分析文中經常出現的詞彙,例如”貓”、“人”、“孤獨”、“觀察”等。這些詞的出現頻率可以反映出作品的核心主題。高比例的“人”詞彙可能表明夏目對人類社會的批評或反思,而“貓”的頻繁出現則強調了貓的獨特視角和思維。另外透過詞彙變化,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,特定詞彙的出現頻率是否有所變化,這可以揭示角色心理的變化或情節的轉折。 角色分析 利用角色出現的頻率,統計各個角色在小說中的出現次數,了解哪些角色的重要性,以及他們的互動模式。透過分析角色在不同情況下表達的情感,了解他們的情感傾向。例如貓對人類的看法是積極還是消極,這樣可以幫助讀者對角色的理解。 文本結構分析 利用章節長度統計,分析各章節的字數,了解作者在不同情節中所花費的篇幅,有助反映出重要情節的強調。透過分析語句長度,測量句子的長度和結構,了解漱石的寫作風格和語言特點。 掌握這些數據不僅能夠幫助讀者更深入地理解《我是貓》這部作品,還能增加閱讀文學的趣味性,讓作品的分析變得更為豐富和立體,促進讀者之間的交流。 數據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已廣泛地應用,掌握數據素養有助提高我們的生活質素及工作效率。下次我會尋找一些有趣的數據主題,再與大家分享和學習。 撰文︰郭德偉(Andy Kwok)...











